相對于方孝孺讀書為學方面的造詣，人們了解或傳誦更多的可能是他道德、氣節(jié)方面的事跡。尤其是面對篡位的燕王朱棣，他鐵骨錚錚、大義凜然，誓死拒絕為其起草即位詔書，以至于最后被滅十族，更是將這種寧海人的正氣和硬氣表現到了極致。
然而，方孝孺無疑是一代鴻儒、大學問家。他的出現，當時就有人嘆為“程朱復出”，有人譽之以“百代儒宗”。后人黃宗羲則評價說“如遜志者，蓋千載一人也”，并將他列為明儒第一人，稱他為“有明之學祖”。方孝孺好學重道，被譽為“讀書種子”，文章推為天下第一，“每一篇出，海內爭相傳誦”，是開明初學風、士風之先的領袖人物之一。
方孝孺主張人人可以為圣賢，并把成為圣賢作為自己求學的最高目標，而且“未至圣賢，終身不止”。他同時提出“以行為本”，強調學以致用，反對死讀書，做兩腳書柜。學做圣人不是最終目的，最終目的是行圣人之道，以良好的學問道德治理天下。因為有這樣崇高的志向，所以他小時候看見書上印著古代圣賢或者良將良相的圖案，就“欣然有慕學之志”。方孝孺少時即潛心向學。父親為了他能靜心讀書，專門將村背后小山上祖上留下來的幾間房子進行修葺(陵南谷草堂)。方孝孺在這里發(fā)奮苦讀，有時風雨大作也不以為然，仍怡然自得，幾近于忘我。他讀書“日盈寸”，心無旁騖，而且每天堅持。后來拜師在太史公宋濂門下，更是潛心學習，刻苦非常，學問日有精進，以至于宋濂情不自禁地贊嘆他為“百鳥中一孤鳳”。
方孝孺不僅自己潛心學問，而且樂于教授。特別是在寧海的前童和陜西的漢中，都有很大的影響。他在前童“石鏡精舍”講學，興之所至，時常“雄談為絕倒，空谷騰歡聲”，甚至“深夜張華燈”，通宵達旦。由于方孝孺勤于教授，精于講學，“石鏡精舍”的名氣一時大振，不僅本地的好學子弟拜其為師，浙東其他地方的名家子弟也紛紛慕名前來投到他的門下。他受朝廷委派去陜西漢中擔任府學教授，每天與學生們講學論道，不知疲倦，幾個月下來，就在漢中一帶形成了很大影響，以致后來“山南之人皆知向學”。方孝孺的教授為兩地創(chuàng)造了良好的學習氛圍和風氣。明清以來，我縣前童崇學之風經久不衰，與方孝孺兩度到此講學不無關系。同樣，受其影響，他的老家大佳何一帶，數百年來人們都非常尊師重教。
方孝孺雖然生活在六百多年前，但他在讀書求學方面對于今天的我們同樣有諸多值得學習和借鑒的地方。譬如，他對學習重要性的認識。他把學習提升到了這樣一個層面——“人孰為重？身為重。身孰為大？學為大。”如果不學習，則“流為禽獸”，“與禽獸同歸”。譬如，他求學的主動性。在宋濂門下求學期間，他有意識地結交一些志同道合的師長、朋友，經常與他們探討學問，這些對他學業(yè)上的進步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再譬如他治學的態(tài)度。方孝孺提出“學須有疑”，書要多讀，但“不可盡信”，不能盲從前人的結論，要敢于質疑，并細加考察，這種懷疑精神也正是今天很多人所欠缺的。還有他對學習目的的認識，就是強調學以致用。盡管我們現在學的知識和方孝孺時代的知識大不相同，我們現在的“用”和彼時的“用”也不一樣，但是他對人們不要死讀書、讀死書的告誡至今仍有現實意義，而且永遠不會過時。
“讀書種子”方孝孺留給后人的精神財富是十分寶貴的，無論道德、文章都遺澤長遠，值得后人銘記和弘揚。時代的車輪滾滾向前，今天，新的時代呼喚更多新的“讀書種子”，愿我們這塊曾經誕生了“讀書種子”的土地上，有更多人來爭做“讀書種子”，讓崇學之風在緱鄉(xiāng)大地愈刮愈烈。
(作者著有傳記《方孝孺?zhèn)鳌�、散文隨筆集《南轅北轍》)
